evelynb63的部落格

導言

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說『文學』的成立在西洋不過是十九世紀後期的事情。『文學』的規範化則大概與民族國家的確立相關聯，這種規範性是對十八世紀英國小說所顯示的那種多樣性的一種壓抑。」

這段話，可以作為晚清以來中國文學制度發生史及其內部譜系關係的注腳。制度與國家之間新的關係的建立，刺激了近十年來文學制度研究的勃興。迄今為止，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已取得了相當實績，但也呈現出較多可以重新討論的議題。其主要不足，借用柯利弗德的比喻是：「它只發射出一束強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

質疑、反思這些研究背後某種建構性的學術機制，是認識文學制度和從制度層面「重新識別被八十年代所否定、簡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歷史／文學」的前提。

男性塑身衣 一

關於文學制度，通行解釋是把它界定為「在文學與社會、作家與讀者、文學與生產、評價與接受之間」形成的一套體制，「如職業化作家、社團文學、報刊與出版、論爭與批評，以及文學審查與獎勵等等，它們對文學的意義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導的作用」4。新世紀以來，相關研究逐漸增多，比較多見的是關於某項單列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關文學機構的個案解剖（《丁玲與文學講習所的興衰》），陳明遠有關當代文人經濟收入的考察（《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以及孟繁華、陳改玲、吳俊、郭戰濤等學者關於當代傳媒、出版的討論。其中，洪子誠、王本朝的研究相對集中。洪子誠最先提出系統研究「文學體制」的設想，並以「一體化」概念處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學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認為其時「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文學世界」，「對文學生產的各個環節加以統一地規範、管理，是國家這一時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覺制度，並產生了可觀的成效」。這一史觀影響深刻。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一書從文學機構、作家身分、文學期刊、文學出版、群眾讀者、文學批評、文學政策、文學會議等層面，討論了社會主義文學「借助文學制度」實現的「對文學觀念、作家思想、作品創作以及讀者閱讀的全面制約和規範」。就方法、結論而言，王本朝的研究是對洪先生的承續。



房屋二胎借款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