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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戶外廣告 生死劫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 蔡長春發自浙江溫州“1月20日前請大傢自行整頓,逾期我們就要采取強制措施對剩餘的廣告牌進行拆除瞭。”這是浙江省溫州市鹿城區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下簡稱區執法局)對溫州一些戶外廣告公司下發的最後通牒。溫州市戶外廣告整改始於2011年3月中旬。當時,一些溫州戶外廣告公司去溫州市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下簡稱市執法局)報審的時候,被告知已停止戶外廣告的審批與續批,市政府將要整頓戶外廣告牌。“政府方面給出的理由是為瞭整治環境,認為戶外廣告造成瞭視覺污染,還占用瞭公共空間。”溫州市廣告協會副會長汪振林對法治周末記者表示。汪振林說:“開始我們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不過後來在執行過程中就走瞭樣。從之前拆除違法的廣告牌,變成瞭幾乎將所有的戶外廣告牌一律拆除。短短兩年時間,溫州的戶外廣告行業幾乎已經滅亡。”“我為溫州,廣而告之,讓傢鄉發展一往無前……”一曲溫州市廣告協會會歌猶在,但在今天的溫州市區,法治周末記者看到,昔日林立的廣告牌幾乎徹底離開瞭人們的視線。溫州市的整個戶外廣告行業正經受著一場生死考驗。“95%左右的廣告牌都已經被拆除瞭,整個溫州市區隻剩下大概24塊。”溫州市廣告協會戶外廣告專業委員會主任徐建康告訴記者,“原來溫州大概有100多傢戶外廣告企業,如今隻剩下18傢瞭。一些企業的廣告牌甚至都已被拆光。”“戶外廣告行業是否該成為環境整治的犧牲品?政府這樣‘一刀切’的做法是否合理?相關部門在執法過程中是否也在違法?”廣告公司帶著這樣的疑問不斷與相關部門進行交涉,期待能夠得到回應。但兩年來,這些戶外廣告人聽到的最多解釋,也基本是唯一的解釋是:“這是‘上面’作出的決定,我們隻是執行部門,實在無能為力。”為什麼要“拆牌”汪振林告訴法治周末記者:“2011年3月16日,那一天可以說是整個行業噩夢的開始。”“針對停止戶外廣告審批的行動,市執法局通過市廣告協會戶外專業委員會召集廣告公司代表開座談會,最後定下來三點整頓方案。”汪振林給身旁的記者展示瞭一份材料。法治周末記者看到,裡面內容大致包括:一、沒有經過審批的廣告牌要拆除;二、占用公用綠化的廣告牌要拆除,拆除後統一規劃、進行公共廣告資源招投標;三、有安全隱患的廣告要拆除。汪振屏東萬丹農地貸款信貸宜蘭五結信貸林介紹說:“其間執法局陸續向各廣告公司(經過合法審批到期的廣告牌)發出限期整改通知書,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廣告牌體整改與完成審批手續’。”“近年來溫州的綠化好瞭,市容環境跟上來瞭,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近年來的市容整改行動,對整個溫州來說也是個大好事。”汪振林說,“政府的出發點並沒有錯,這點我們都很理解。”“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企業都是很自覺地將自己不符合規定的廣告牌自行拆除瞭的。”坐在法治周末記者對面的另一傢廣告企業負責人吳永久接過話茬,“可是後來感覺這個事情逐漸變瞭味兒。”“2011年8月中旬,針對違規違章廣告牌的拆除突然變成瞭一場全體范圍的‘大屠殺’。”吳永久繼續說道,“幾乎不問合理與否,隻要是戶外廣告牌,都免不瞭遭受拆除的下場。”“2012年1月16日,也就是農歷的小年夜那一天,溫州市掀起瞭一個拆廣告牌的高潮。”蘇忠鵬回憶說。他的那塊位於人民路溫州國際大酒店樓頂的廣告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遭遇瞭拆除的厄運。溫州市馬鞍池路拉芳舍茶室內,蘇忠鵬向記者傾訴道:“我的那塊廣告牌位於整個溫州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區,無論從建築結構還是空間設計角度來說,都是最符合整個城市商業氛圍的。”“目前我們這個行業的確魚龍混雜,所做的戶外廣告水平也參差不齊,有一些戶外廣告的設計和呈現確實給市容環境帶來瞭一定的不良影響。”汪振林嘆瞭口氣,“不過並不是所有戶外廣告牌都是如此,‘一刀切’的做法未免太過絕對。”“當時市執法局表示盡快拿出規劃方案,恢復廣告牌審批。”汪振林說,“不過直到現在也沒有正式的文件下發,更沒有合理的規劃方案出臺,我們隻看到瞭自己的廣告牌在一個個地倒下。”“實地拆除過程中更是亂象頻出,諸如事前沒有拆遷通知、街道辦等機構的違規參與等。”汪振林表示。“我的那塊牌子拆除前就沒有接到任何通知。”蘇忠鵬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而且竟然是由五馬街道主任王賽娜帶頭實施的。”當“拆牌”成為運動“親眼看著自己苦心經營的廣告牌就那麼地倒瞭下去,我的精神也隨著垮掉瞭。”黑螞蟻廣告公司的老總林佩蓉告訴法治周末記者。“讓我最痛心的是去年的一次拆牌,剛聽到這個消息我趕緊放下手頭的事情奔到瞭現場。”她回憶說,“可無論我怎麼哀求阻攔,那些人根本理都不理,最後還是強行把廣告牌給拆掉瞭。”林佩蓉嗚咽著說:“我為瞭能夠盡量挽回一點損失,就一個人留在現場看著那堆拆除後的廢鐵,希望這還能換來一點錢。”當時天正下著大雨,林佩蓉也沒有傘,就這樣守著一堆廢鐵一直守到凌晨3點多。林佩蓉的遭遇絕非個例,幾乎所有戶外廣告公司的老總都有一段辛酸往事。溫州市廣告協會副會長朱小瑚告訴記者:“我的公司建立至今已經有19年瞭,曾經是第三屆中國百強戶外媒體榮譽的獲得者,年納稅大約200萬元左右,可現在我幾乎什麼都沒有瞭。”“這兩年折騰下來,大大小小306個廣告牌都被拆掉瞭,公司更是債務糾紛不斷。”朱小瑚表示。另一位副會長麻麗芬說:“我的公司被拆除的廣告面積已經達到瞭18000多平方米,隻剩下兩三塊廣告牌瞭。”徐建康為法治周末記者提供的一份關於溫州廣告行業轉型升級的調研報告顯示,該課題組在2012年7月至8月曾調查瞭25傢廣告公司。相關數據表明,早在當時就有其中17傢公司在這次戶外廣告整治行動中遭遇瞭沖擊,被拆除的戶外廣告共528塊,總面積為71559平方米,直接經濟損失達1.2億元。“剛開始說要拆除大概30%左右的廣告牌,各傢企業也都沒有意見,後來又變成瞭50%,再後來70%,此後不斷擴大比例,現在眼看就要拆光瞭。”汪振林痛心疾首。“當前溫州整個經濟發展都不景氣,廣告行業也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寒冬期,雖然對其進行整治規范存在著諸多利好,可是在這麼一個不適合的節點進行,政府方面的考慮是否全面呢?”溫州市廣告協會秘書長黃華發出瞭自己的質疑。“這已經成為瞭我們溫州整個戶外廣告行業的災難。”汪振林表示,“目前隻剩下寥寥20幾塊廣告牌瞭,再拆下去的話,我們這個行業恐怕就要徹底在溫州消失瞭。”“把廣告牌一下子都拆除幹凈,這可以說是對一個行業歷史以及對經濟發展貢獻的全盤否定。”徐建康將手裡的煙重重地掐滅在煙灰缸裡。行業發展遭遇形象工程“聽說過‘六必拆’吧?這在溫州可是有著響當當的名頭。”一位當地司機師傅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溫州這幾年搞市容整改,‘六必拆’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政策,針對很多違規違章的建築說的。”司機說,“你看現在這市容環境比以前好多瞭,我們老百姓也都享受到瞭這個實惠。”“不過也讓一些人因此倒瞭黴。”他繼續說道,“就像前兩年整頓三輪車,很多三輪車車夫就都‘失業’瞭,我一個搞三輪車銷售的朋友也傾傢蕩產賠瞭買賣。”溫州市城市管理與行政執法局執法監督處處長谷一超表示,“六必拆”是指黨員幹部以及其他一些公職人員的違法建築必拆,沿路沿河的違法建築必拆,有安全隱患的違法建築必拆,妨礙城市建設的違法建築必拆,頂風違建的必拆,大型典型的違法建築必拆。一組數據也顯示,自2000年以來的10年間,溫州市區新增違法建築面積達1888萬平方米。這些違法建築的大量存在,的確影響瞭整個城市的形象,讓溫州在世人眼中的印象分大打折扣。因此,市容環境的改造不僅是政府單方面的呼聲,也贏得瞭當地市民的廣泛歡迎與支持,其中甚至不乏一些整改對象自身。可在另一面,這場轟轟烈烈的大規模整改行動,卻讓許多企業突然遭遇瞭致命打擊。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壓垮溫州企業金融鏈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有可能來自一項極受當地市民歡迎的善政“拆違”工程。此前,溫州資金鏈斷裂的影響早已讓眾多企業寒入骨髓,企業老總跑路在當地人看來甚至早就習以為常。在這樣的背景下,為瞭市容整改的順利推進,溫州市政府仍在不斷加大執行力度,許多行業的處境因此更是雪上加霜。為瞭保證拆違能順利推進,政府要求把拆違工作與企業用電、房屋產權登記、信用評定等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倒逼機制。溫州市的戶外廣告行業恰恰遭遇到瞭這一困境,此前管理部門不予進行資質審批就是政府方面選擇瞭一條老路子。“我的公司前期已經受到瞭資金鏈斷裂的重創,又碰到瞭廣告牌的強拆,公司運營早已癱瘓,現在還背瞭一身的債。”林佩蓉的遭遇也代表著一部分廣告人的共同遭遇。“溫州的廣告行業往往立足於本土,是當地企業進行宣傳的一個重要口徑,戶外廣告都沒瞭,許多企業又失去瞭一個對外宣傳的機會,對整個經濟發展也十分不利。”汪振林告訴記者。“一個朋友曾經對我說,原來到溫州感覺整個街道熱熱鬧鬧的,可現在一片冷冷清清,一點商業氛圍都沒有瞭。”廣告協會副會長麻麗芬打趣說,“我們廣告行業都快沒掉瞭,哪裡還熱鬧得起來呢?”記者瞭解到,對於目前戶外廣告行業遭遇的困境,當地許多相關部門都表示瞭理解與支持。區執法局羅哲文科長表示:“你們的困境我們都瞭解,這個行業對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很清楚,政府方面肯定會考慮到為大傢未來的發展謀劃出路的。”不過他也表示:“在當前的情況下操作起來困難太多,大傢最好先行服從安排,等過瞭這陣子再商大計。”“難道我們這個行業註定要成為城市形象建設的犧牲品嗎?”汪振林無奈地追問。當行業發展遭遇城市形象工程,究竟該如何兼顧雙方的利益?這已是擺在政府與企業面前的當務之急。難以走出的請願“圍城”“我的公司最多一天曾經接到過120多個催債電話,一個討債的公司曾經分別用5部座機、4部手機輪番打電話過來。”朱小瑚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廣告公司戶外廣告牌體都是根據政府、業主承諾的使用期限與品牌商戶簽訂的經濟合同。”朱小瑚表示,“可當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去法院起訴執法局等部門的時候,法院卻以各種理由拒絕受理。”“更讓人感覺不公平的是,我們起訴執法局等部門法院不受理,但是因此出現經濟糾紛的客戶來告我們,法院又全都予以立案。”吳永久接著說。“拆到現在這種程度,至少也應該給這個行業一點補償或者出路。”汪振林對記者表示,“但現在各公司基本都沒有收到補償,出路的問題也都是含糊其詞。”“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隻有不斷地向市裡、區裡的相關部門反映情況,希望從中能夠得到一點回應。”汪振林告訴記者,“可是折騰快兩年瞭,至今仍沒有個水落石出。”“甚至有次我都跑到市委去反映情況瞭,相關領導當時工作比較忙,隻跟我說瞭句‘企業發展要轉型升級’,就匆忙出去瞭。”朱小瑚告訴記者,“許多地方的門檻都快被我給踏破瞭,我的嗓子也快說啞瞭,可一切都無濟於事。”1月11日,僅剩的十幾傢戶外廣告企業的老總聚到瞭一起,準備發動一場兩年來最大規模的“請願行動”。記者也以隨行身份目睹瞭整個過程。從區政府辦公室到主管城市規劃建設的副區長,再到市委、市政府、市執法局、區執法局,一整天下來,這些企業請願者幾乎跑遍瞭所有的相關部門,得到的答復卻基本隻有一個“我們都是在執行任務,雖然理解你們的苦衷,可實在無能為力。”據稱,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此次戶外廣告行業的整改行動非常關註,他在2012年4月13日還曾親自批示:“我市廣告行業……必須推進轉型升級,應以此整治為契機,促進其健康有序快速發展。”“目前相關部門也提出瞭兩點建設性意見,包括發展墻體廣告和拿出公交站牌的廣告位作為補償,隻不過這兩條路走起來都不是很容易。”汪振林表示。“市委市政府曾經提出‘廣告做在店招上,形象做到櫥窗裡’、‘墻體廣告為主’、‘高科技戶外技術的引進’等一系列具體要求,對此我們也曾組織人員對國內外多地進行瞭近兩個月的考察。”汪振林向法治周末記者展示的一份報告中提到,“大多數城市都還是一種廣告形式豐富多彩、百花齊放的情形。”汪振林指出,尤其是考慮到溫州的歷史原因,LED屏對建築本身的要求較高,目前適合做屏的場地較少,還可能對市民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光電和聲音污染等,操作難度系數較大。這種思路很是新穎獨特,不過眼下很難得到有效的應用與推廣。對於將公交站牌的廣告位分攤給剩餘這十多傢企業作為補償的辦法,幾乎所有企業都一致認為,這樣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那麼一點廣告位,加起來也就幾百萬元的產值,全部補給一傢企業還差不多,這麼多人分下來哪還夠用。”一位廣告公司負責人向記者傾訴說。1月20日是最後的自行整頓限期。現在,這些戶外廣告公司負責人還想做最後的努力。而讓他們憂慮的是,一旦最後的20多塊廣告牌被徹底拆掉,他們也就失去瞭最後的根脈。“等待我們與整個行業的,將無異於死刑的宣判。”其中一位負責人說。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3-01-16/1502012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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